巴塞隆拿

巴黎或倫敦作主角的電影看得多，以紐約為主題更有一系列的Sex & the City，反而印象中未有看過擺明車馬賣巴塞隆拿的電影，《Vicky Cristina Barcelona》算是電影初體驗。

城市的性格，一直也不是來自tangible的元素，Gaudi的建築物和Miró的雕塑只不過是提示最愚笨的觀眾：「對，他們在巴塞隆拿！」Javier Bardem 和 Penelope Cruz才是真真切切地把巴塞隆拿的浪漫和激情發揮和展現，看著Penelope Cruz帶著愛與憤恨地吵鬧，令人想起一個在跳Flamenco的紅衣女郎。她的氣質從厚厚的長黑髮滲出來，隨著年齡有增無減，越成熟越有韻味。

Vicky和Cristina是戲中的另外兩位主角，不同的愛情觀，一個實際，一個追求激情，兩人來到巴塞隆拿各有不同的衝擊。性和愛、婚姻、同性和異性，全都不是新穎的話題，不過套上異國風情也有看頭。

戲中有人畫畫、有人攝影、有人玩結他，似乎所有藝術家和音樂家，都是有抒發感情的渴求，便透過各種媒體表達，寫作、畫畫、攝影、音樂，不同的方式，到頭來都是為滿足自己的渴望罷。

如果我的生活圈子都是圍繞著充滿愛和喜歡抒發情感的人，你說多好。不過發發白日夢好了，正如這部戲，想都不用想能套有在香港吧，巴塞隆拿才能成為它的主角。

不曾踏足巴塞隆拿，不知戲中的她有多真實，不過很想去那裡走走。

重拾藝術氣息

上月偶然經過大有商場，在商場的中庭放了數個畫架，數幅風景畫謙謙的展示著。畫中的物象被簡化成色彩斑斕的幾何圖案，看來有點像Ton Schulten的作品，但也有點像少點瘋狂的Hunderwasser。

沒有特別留意作畫人的名子，但後來從一個電郵得知，原來那位是建築師樓裡的同事，一個帶有性感口音的意大利人。原來是他經過大有商場，主動向負責人提出展覽的建議，結果就成事了。

工作的建築師樓裡，有很多歐洲人，這是我夢寐以求的工作環境。崇洋可能是其中的心態之一，但無可否認的是，香港人看來總是營營役役，除了工作對所有事情提不起勁，建築師樓裡為的就是考牌升職。可是在這些歐洲人身上，看到的是工作以外更精彩的生活。

看著這位建築師樓裡的藝術家，我看到了人生裡的其他可能性，是時候要執起畫筆了，不然老來才發覺除了工作以外一事無成。

偶而都會聽到朋友對我的「畫功」的讚賞，不知自己何德何能給人這種印象，我想自會考美術過後都未曾認認真真作過一幅畫，即使在那之前，所有的「作品」也不過為應付作業。先撇除創作的部份不說，我想現在我的技巧也應該生疏了不少。

我要畫畫，做一個真正的藝術家。

Tribute to Youtube Community

The lyrics fits very well with the the Youtube Stars,
'I'mma do the things that I wanna do
...I don't give a hoot about what you think'

These guys look like a bunch of freaks, but they are happy!
They do not try to fit in, just do what they want, quite admirable.
and somehow this quality makes them a 'Star'.

點解咁傻要走去死？

約兩個星期前，翠玲與舊同學借酒澆愁，有男友人勸勉說：「為何總要想一些負面的情緒？不如開心地活。」但她的悲觀揮之不去，「如果人容易開心，酒吧就無生意了。」有女友人附和說：「找不到童年時的單純快樂。」

這段文字冷得如出自亦舒的手筆。
尤其「如果人容易開心，酒吧就無生意了」一句，活脫就是亦舒甚或張愛玲會放到自己筆下的角色口中的對白。
奈何這是星島的報導。

實在太令人心痛了。
在一句「點解咁傻要走去死？」的背後藏著更重要的疑問: 到底我們的教育制度哪裡出了錯？
為何我們的教師在回歸後的十一年裡一年比一年辛苦，一年比一年心灰意冷？

作為一個教師的兒子，我聽過太多教師因為受不住壓力而倒下的例子。
由回歸開始(個人以為乃係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政治化的一步棋)的母語教學，引入校本評核，甚麼增值指標，再到會考改制，課程改革 -- 我們的教育制度在九七年以後連停下來喘息的機會都沒有。
而教育制度不停地改，陪著跑得汗流浹背的當然就是教師。

最諷剌的是（其時為）教統局的那些'支援計劃'。
我母親就是因為向一個旨在減輕教師壓力的基金申請撥款而平白多了一個月忙，還要帶一群教師去為教統局的官員 'present'。
教師想的也許不是教育局會給予他們甚麼援助 -- 拜託，不要給他們徒添工作量就是了。

送走了會'rape' 一間大學的King Arthur 和會問 '如果教師係因為教改而自殺咁點解得兩個自殺咁少呢?’ 的涼薄高官，好像還沒有甚麼新氣象。
梁翠玲老師，再見了。
且看妳的離去會否令一眾在下亞厘畢道上班的高官心中忐忑不安，或是特首早已把人命都隨民望都視之為浮雲了。

Brian Ho

Nussbaum and the Contractualists

Martha C.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很有趣的書，大概是整個(短短的)哲學生涯裡看過最有趣的書。

其實她對Rawls 的攻擊好像挺合理的。
縱然我還是很喜歡Rawls。
她的攻擊梁小姐可以細味一下，因為她點出Rawls 的理論的三個不足之處中最重要一個(第一個)和Social Work 有莫大關係。

她認為Rawls 的Social Contract Theory 的確為現存最有力的公義理論。
可是Social Contract 的家族無論怎樣演變也好，都免不了會在三個情況下不適用。
一，有缺陷的人的公義問題，尤其智力有問題的人 ;
二，國際層面的公義問題，意指國與國之間的 ;
三，動物的公義問題。

對社會契約論稍有認識的讀者都可能會大概猜到她的攻擊是甚麼。
沒錯，那就是不論在哪種社會契約模式的立約情況裡，通常都會要求合約者有某種程度的平等 - 尤其明顯的是理性(rationality)方面的平等。
Hobbes 如是，Locke 如是， Rawls 也不例外。
那麼明顯地，動物和智障人士也就不會被包括在立約的 '會議' 之內。

(Locke 認為進入社會契約前的人類大扺都是 "Free, Independent and Equal"的。Nussbaum 進一步認為這三大假設在整個社會契約傳統內皆有出現，包括Rawls 的Modern Contractualism。)

這就說明了為何Nussbaum 說社會契約並非由(by)這些人立，也並非為(for)這些人而立。

解決方法?
有機會再說吧。

Brian Ho